“破解执行难的关键在于顶层立法，让守信成为一种自觉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认为，有必要从顶层法律制度设计入手，通过立法提高拒不履行判决的成本，迫使大部分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判决，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时，建议趁势出台强制执行法。

执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解决执行难是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。如果胜诉当事人因执行难而无法兑现司法判决确认的权益，那么就等于公平正义打了“白条”。也正因执行对实现公平正义的极端重要性，2016年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庄严承诺，力争“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”。三年来，全国各级法院攻坚克难，共执结1936.1万件案件，到位执行款4.4万亿元，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“基本解决执行难”答卷，倍感欣慰。

不过，在欣慰之余，更应看到，执行难的根本解决仍在路上，“老赖”拒不履行判决义务的行为仍普遍存在，以致执行难成为掣肘法院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。因此，如何更有效地破解执行难，显然已是一道必须给出答案的考题。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趁势出台强制执行法，以法律的兜底推动执行难的根本解决，笔者认为，抓住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“牛鼻子”，可谓正当其时。

从本质上讲，部分“老赖”规避甚至抗拒执行，缘于诚信的缺失。而诚信缺失的背后，则是整个社会信用惩戒体系尚未完全建立、“一处失信、处处受限”的社会氛围没有完全形成。在此语境下，通过立法的形式，以法律的强制力保障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，也就势在必行。毕竟，法律是社会治理的纠偏器，对于执行难的解决而言，只有依靠法律的强制威慑，才能激活解决执行难的“一池春水”。否则，即使再怎么努力，都有可能让执行难“涛声依旧”长期存在。

当前，部分“老赖”因法律的刚性约束乏力而肆意规避、抗拒执行，已对公平正义造成巨大戕害，影响了我们的共同利益，用严密的法律预防和惩治规避、抗拒执行的行为，无疑是题中之义。虽然目前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执行司法解释体系，但司法解释效力层次不高、相关部门协助执行的义务和责任不明确等问题已日益凸显，需要统一的强制执行法予以解决。同时，近年来人民法院在解决执行难创设的诸多创新手段和有益经验，也需要在法律层面予以确认，才能让其更富有权威性，确保其在司法实践中充分释放出解决执行难的利器作用。

一言以蔽之，法律不仅是一种规范，更是一种保障。在“基本解决执行难”已取得阶段性成果、根本解决执行难斩关夺隘的关键节点，制定统一的强制执行法，既有利于以法律的强制力对失信被执行人保持高压威慑，倒逼其在法律的钢牙利齿面前主动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又有利于以法律的名义固化执行实践中的经验和成果，确保这些经验和成果的规范性、强制性和有效性，从而最大限度地助力执行难的彻底解决。因此，理当坚定不移地加速推进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步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