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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线如同底裤,必不可少,但又不能时时拿出来展示。当底线成为一个话题,也就意味着它陷入了尴尬的境地:它已经“内衣外穿”,它已经千疮百孔,它已经“底线不底”,而成为跳起来也摸不到的天花板。
不信?试看之。
近年来,每个中国人似乎正在成为化学家,每日都在实践中学习三聚氰胺、重金属、地沟油、苏丹红、瘦肉精、一滴香的分子式。食品安全本来是底线,营养、美味才是竞争力,如今“安全”反而成了第一竞争力,药房都开始卖无公害大米。
根据2010年修订的乳业标准,产品中的蛋白质含量由原标准中的每100克含2.95克,下降到2.8克,此标准远低于发达国家3克以上,与此同时,每毫升牛奶中菌落总数标准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200万,比美国、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。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低,一系列恶性事件之后,“底线”不升反降。
居民以自焚来维护陋室,工人宁可从高楼上一跃而下也不愿意面对轰鸣的机器,矿工需要开胸验肺才能证明自己确实得了职业病,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堂而皇之地抢夺超生婴儿,卖到海外,名曰“弃婴??
现实比小说更魔幻,底线几近成为一种装饰——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被用来一次次突破。
与此同时,“腾飞”是描述中国经济最常用的词汇,不用罗列那些辉煌的数字,只要持续地观察一座城市、一个小镇、一个村庄就能感触到渴望“腾飞”的巨大能量。鄂尔多斯[18.69 -1.48% 股吧],一座以资源产业为主的北方小城人均GDP号称要超越香港;距离海岸线2000公里的内陆重庆,一夜之间成了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。
中国的现代化之旅总是让各种动乱阻断,最近三十年来和平岁月才维持了基本健康的秩序,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财富的地壳运动,更成为中国深度改革难得的时间窗口。世界经济在2007年年末发生强烈转向,全球都在俯首倾听中国的声音。然而,各种不断突破底线的行为却成为转型中国难以绕过的恶礁险滩,利益遭到剥夺的痛苦遮蔽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,市场逻辑出现了倒退,寻租文化与失信文化如影随形。
时至今日,变革已只能进不能退,否则将重温一百年中曾屡次发生的噩梦。如何在机会主义与长远目标中取得平衡?如何驾驭空前复杂的利益关系?如何在财富增长过程中告别血祭?这注定是个痛苦而撕裂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呼吁商业文明捍卫底线,虽然无奈,却不可回避,底线正是建立一个公平、正义的市场体系的基石,它无时无刻不在遭受惊涛骇浪的冲击。
2011年7月1日,200名中国企业家赶赴日本,聆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的管理哲学,稻盛和夫在盛会上说,日本目前政治混乱,经济低迷,困难重重。企业该怎么办?概括起来就是贯彻正道。行正道者必遇困厄,无论身处何等艰难境地,无论事之成败,身之生死,志不稍移。
贯彻正道,志不稍移,就是坚持底线。稻盛的经历证明,洪流滚滚,历史交替,唯有能坚持底线者,才能笑到最后。
无底线者无敌?
“底线”之所以脆弱不堪,是因为有人摸索出了一条可悲的规则:不遵守底线带来的暴利,远远大于由此带来的惩罚,也大于遵守底线获得的收益。有这种鼓励“破坏性”发展的生产力,必然会创造出适应它的各种生产关系。
王石,这个著名的不行贿者,因为坚持底线显得像个异类。
在某次会议上,一位发言的企业家针对王石的“不行贿”说:“王石先生不行贿,我很佩服,但那只是个案,因为在中国不行贿,一事无成,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。”话音未落,台下300多位听众掌声雷动。以房地产行业的特点和万科的地位,“不行贿”似乎令人难以置信——当年因为不行贿,万科拿不到市中心的好位置,只能开发郊区附加值低的地块,对于一家刚刚起步的房地产企业意味着什么?
马云在评点中国在美企业遭遇诚信危机,频频被狙击时说:这些犯事的中国企业,他们缺的肯定不是对法则的理解,而是对法则的不尊重,缺的是对社会、客户、员工和股东的感恩,缺的是对未来、大众和事实的敬畏。
这半年来,马云其实过得不太平。先是阿里巴巴[10.60 -4.51%]网站上爆出多宗有组织的诈骗事件,逾2000名卖家涉嫌利用假身份等诈骗海外买家,马云因此挥泪“斩卫哲”,不久后,因为支付宝股权转让事件,他被批缺乏契约精神。
对于这些事件,外界更愿意相信“斩卫哲”的背后是内部权力之争,而支付宝股权转移不过是马云为收回控制权早就布下的一粒棋子。真相虽然扑朔迷离,但阴谋论永远更能够为人所接受。原因之一是,欺诈顾客,或者采取VIE(协议控制)的方式绕过监管,在业内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,似乎用不着像马云一样大动干戈。
令人齿寒的是,突破底线成为某种“共识”,合理的存在于每一角落,这意味着商业生态的恶化。
中国煤矿矿难爆发之频,死亡率之高,在全球名列前茅,用一位陕西渭南矿主的话说:“挖过煤后,连贩毒都不想干了。”一口投资几十万元的黑井,一年下来至少能挣1000万元,即使给上面人“塞俩钱儿”也比合法矿井利润高得多。即使死了人,私下给家属四五十万元的补偿,也就摆平了。
2006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王锡武算了一笔账。他在原国家环保总局挂牌督办的一家重点污染企业调研时发现,2005年该企业应当缴纳排污费116万元(实际上只交了36万元),加上环保部门对其罚款4万元,这家企业一年违法排污总成本为120万元,违法100年也不过1.2亿元,而这家企业如果环保要达标,至少需要投入1亿多元。违法成本与守法成本竟有天壤之别,这导致污染企业“宁愿认罚不治污”成为普遍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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